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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丨崔文靜

　　編 輯丨巫燕玲

　　圖源丨圖蟲

　　7月1日，《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證券交易費用管理規定》（以下簡稱“公募費改新規”）即將正式實施，券商研究所正在快馬加鞭改簽合同。

　　“下周一就是7月1日了，本周必須把所有的公募基金合同都改簽完，部分合規和公司法務忙瘋了。”有券商研究所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合同改簽，也意味著券商分倉傭金的下調——由過往的萬八乃至千分之幾，調整為萬5.24之內。“傭金沒有砍半，但派點收入下降明顯。”

　　派點收入下降，研究員們的薪酬也隨之銳減。記者了解到，多數券商研究所2023年年終獎均未發放，而在往年，此時早已到手。“如果年終獎全無，對于不少研究員來說，意味著收入腰斬。”

　　盡管薪酬大降，但跳槽的券商從業者卻不增反降。這背后是各家券商研究所布局的整體收縮。“研究所大幅擴張的時代，研究員跳槽能夠帶來基礎收入的翻番，而如今，各家普遍壓縮成本，對于大多數研究員來說，保住工作已經很好了。”上述研究所從業者告訴記者。

　　合同改簽忙?

　　7月1日公募費改新規正式實施前夕，券商研究所忙碌而平靜。

　　忙碌在于，需要趕在本周（6月30日及之前）將全部公募基金合同改簽完畢。按照今年4月30日監管下發的降傭標準，被動股票型基金產品交易傭金費率不得超過萬分之2.62，其他類型則不得超過萬分之5.24。與此同時，公募基金與券商所簽合同的簽署對象必須為研究所，不可再為營業部。

　　記者綜合采訪發現，其背后隱含多層信息。

　　券商研究所需要將過去數年乃至十余年間陸續簽署的公募基金合同，在短短2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全部重新簽署，無論對于研究所還是公募基金，這都是著實不低的工作量。

　　“研究所合規、公司法務忙瘋了。”有研究所從業者如此告訴記者。合同擬定是以甲方公募基金為主導的，因此，不同公募基金向券商研究所索要的材料也五花八門。

　　“有的要往年評選全部獲獎數據，有的要所有分析師覆蓋行業情況，有的要歷年報告數據，有的要電話會議情況……不論公募基金要什么，研究所都要立刻整理資料提供，否則合同簽署可能就來不及了。”前述研究所從業者直言。

　　此外，過去，券商研究所與公募基金簽訂的合同中，分倉傭金以萬八居多，在一些簽署時間更早的合同中，還存在千分之幾者。而根據公募費改新規要求，新簽署的合同中分倉傭金不得高于萬分之5.24。

　　“一般來說，會按照萬分之五簽。”受訪人士介紹道。

　　對于投資者而言，則是好事一樁。根據中金非銀及金融科技團隊測算，此番公募費改后，預計交易傭金費率將下降40%，對應年化讓利投資者逾60億元。

　　再者，公募費改之前，券商參與公募基金分倉可以通過“投研條線”和“市場條線”兩條路徑進行，前者由研究所主導，獲得研究傭金，即俗稱的“派點”；后者以營業部為主，賺取市場傭金。如今，市場傭金被明令禁止，營業部無法再與公募基金簽署傭金相關合同，這將使得研究所的主導作用得以提升。

　　與此同時，在研究所與公募基金的合作之中，此前券商往往會向公募基金提供專家咨詢服務、數據庫服務、金融終端等，此類費用采用交易傭金費用方式進行結算，俗稱“軟傭”。公募費改后，軟傭被禁止。這意味著，券商研究所必須更為專注于研究本身，深度研究價值有望進一步凸顯。

　　研究所的平靜則在于，從業者們并未出現太多情緒波動。“分倉傭金下調帶來收入下降，早有預期，已經接受現實，群情激憤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有研究員告訴記者。

　　年終獎“難覓”

　　伴隨公募費改而來的，是券商研究所創收的下降，以及研究所從業者收入的集體縮水。

　　有研究所從業者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其所在研究所往年會發布年終獎金和季度獎金，部分研究員年終獎占比可達全年薪酬的半數，季度獎金根據派點差異可達數萬、十余萬乃至幾十萬元不等。

　　而2023年公募降費消息傳出后，其季度獎金已經不見，2022年年終獎打折后下發；今年季度獎金仍然沒有，并且年終獎也并無著落，而往年此時，年終獎早已到手。

　　“我們對2023年年終獎的期待是腰斬，一分不發有些失望。”受訪研究所人士直言。記者了解到，不僅是研究所，包括“券業一哥”中信證券在內的大部分券商目前均未發放2023年年終獎，這在一定程度上與行業降薪有關，也受諸多券商正在接受檢查組巡視影響。后續年終獎是否會補發，發放打折多少，仍待觀察。

　　在研究所內部，派點收入縮水、獎金大降乃至消失導致的收入下滑，與行業首席相比，所受沖擊更大的往往為普通研究員。

　　根據受訪人士透露，一方面，不同研究員的薪資結構存在差異，一般而言，首席研究員base（基礎工資）占比高，獎金占比少；團隊內的其他研究員、研究助理則與之相反。季度獎金與年終獎發放方面，分配權通常掌握在首席手中，由于首席已經領取了相對可觀的base與派點分成，其往往將大部分獎金分給團隊成員，這也使得團隊成員年薪總包中獎金部分占比更高。

　　因此，在此番公募費改導致的研究所獎金集體縮水之下，普通研究員收入下滑也更為嚴重。

　　勿跳槽

　　不過，收入大降之下，研究所人員跳槽反而整體不增反降。

　　“首席經濟學家等研究所高級人才的變動頻率可能仍然不低，但行業首席、普通研究員的跳槽程度已經相較于往年大為減少。”某中部券商研究所從業者告訴記者，“我們研究所今年無一人跳槽。”

　　據其分析，此前幾年研究所人員跳槽頻繁主要源于券商研究所的組團式擴容，諸多研究所由買方研究轉變為賣方研究，甚至從無到有組建研究團隊。這意味著，整個賣方研究行業需要大量研究員，尤其是能夠獨當一面帶領團隊的首席研究員。需求的提升，拉動券商研究員薪酬水漲船高。

　　“以前，一般情況下，應屆生入行賣方研究所擔任研究員，base在1萬元左右；工作半年后跳槽到另一家研究所，base可以提高到1.5萬元至2萬元；再工作1年，具備2年工作經驗，base可以升至3萬元；當研究員具備3年工作經驗時，其中一些表現特別出色的，會被券商研究所挖去擔任行業首席，獨自帶領團隊，此時base將會上漲至4至5萬元。”上述研究所從業人員告訴記者。

　　其進一步介紹道：在規模較小的券商研究所，一位新晉首席的年薪通常為幾十萬元；被其他規模擴容的研究所挖走后，年薪可以升至一百余萬乃至200萬元左右。對于大部分具備較長工作經驗的首席，base通常可以達到8—10萬元之間；資深首席的base更是可以高至10—15萬元乃至15—20萬元。

　　然而，研究員薪酬快速上漲的兩大前提是：券商研究所規模的持續擴容和行業分倉傭金的快速提升。如今，兩大因素紛紛消失，研究員薪酬上漲的拉動因素不再。收入大幅提升路徑難尋，研究員們換工作的動力隨之銳減，研究所跳槽現象也大為減少。

　　與此同時，除跳槽至同業外，加入上市公司也是此前不少研究員的選擇。但如今，不少上市公司同樣正在承受較大壓力，研究員步入企業的動力因此下降。

　　“我們有首席研究員覺得公募降費之下研究所壓力很大，跳槽到上市公司，發現上市公司更難，又回到我們研究所了。”受訪人士表示。

　　此外，根據受訪人士分析，研究所人員變動方面，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

　　一方面，由于券商研究所普遍對公募分倉傭金的依賴度很高，有些研究所依賴度可以達到八九成。如此狀態下，短期之內，無論研究所怎樣拓寬創收途徑，均難以彌補公募費改帶來的收入下滑。因此，壓縮人力成本成為不少研究所的必然之選。

　　降薪，是途徑之一；壓縮費用是途徑之二；裁員，也在成為一些研究所迫不得已的行動。

　　受此影響，對于大部分首席和普通研究員、研究助理而言，保住工作、不被辭退，而不是物色收入更高的東家，成為其眼下更為現實的選擇。

　　另一方面，伴隨市場傭金與軟傭被明令禁止，高質量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具備行業領先研究能力的高端研究人才，仍然是不少研究所爭搶的對象，此類人才的待遇仍然存在較大提升空間，流動性也相對更高。首席經濟學家即是此類人才的典型代表。

　　日前，東吳證券研究所原宏觀首席分析師陶川（金麒麟分析師）加盟民生證券，出任首席經濟學家；今年3月，原廣發證券固收首席分析師劉郁加盟華西證券，新職務同樣為首席經濟學家；2月，原中信證券宏觀經濟首席分析師程強擔綱德邦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所副所長。去年5月以來，另有方正證券、華福證券等多家券商研究所開出高薪，成功挖到具備較強行業影響力的高端人才出任首席經濟學家。